朱子庆: 诺奖，这回尺寸放得大了点

2016年文学诺奖，瑞典文学院这回尺寸放得大了点，颁给了鲍勃·迪伦。争议不可避免，果然！一位美国小说家公开表示：“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如同菲尔斯太太的曲奇饼干获得餐饮界米其林三星称号。这几乎是一个和当年给温斯顿·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愚蠢的决定”（拉比·阿拉曼迪）。而另一位美国音乐记者则评论曰，“这个奖项的意义不只是其影响力，更是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长期颁发给那些不被人熟知的小说家”，“迪伦获奖至少让人们意识到文学的界限变宽了，优秀的歌词作品也是文学世界的一部分”（艾伦·莱特）。

我是点赞派。中国自古就有“歌诗”这个概念。宋词原本就是歌词，后来曲谱失传格律犹在，才成了格律诗。当代诗坛诗体三分天下（新诗，歌诗，诗词），看全了才能叫中国当代诗歌，期间各体诗歌间的此消彼长，有规律在焉。谢冕先生编过一个当代诗歌选本，将“中国摇滚之父”崔健载入，选的是《一块红布》。应该说这是很有眼光的。崔健是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诗人。鲍氏的获奖是一个突破，打破了学院统制下的僵化分类，提升或者不如说正面确认了歌诗的文学地位。

这个突破意义重大。众所周知，中国新诗在上世纪90年代后境遇大坏，诗集成了赔本货。但在市场那一边，流行歌曲大热，歌词的身价扶摇而上。造成新诗这厢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歌曲界人才匮乏，其中就有诗歌高雅而歌曲市井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作祟。这种诗歌与歌诗的现实鸿沟，造成了歌曲界创造力不济，作品浅俗，好歌太少，也造成了新诗界以其无所用长、寂寞不振而搞怪作秀以至畸形发展。试想，历史上苏轼、辛弃疾都是大诗人、歌诗魁首啊！此一。

其次，歌曲演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论者认为，鲍氏的“很多作品富有社会意识，涉及许多社会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文化和精神色彩，并且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自觉意识观念”——而这些，恰恰是为我们闭门造车的新诗人所匮乏的。当下新诗界的落寞正与其无为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