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获得朝鲜许可摄影师:工作时时遭围观(2)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社会与政治，它就像弥漫在空气里的微尘，或者是另一种味道。”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形容他拍摄“乌托邦”系列的初衷，“通过这一系列作品我思考的是那一段社会历史：它们对于今天来说，意味着的是什么。”

　　但在第一次朝鲜之行结束后，王国锋开始将注意力由建筑本身，转移到了人们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在强大的政治与时代语境笼罩下生活着的人们。他的作品在冷冰冰的建筑之外，逐渐有了人物出现。一开始是在庞大建筑的掩映下，那些在看似不经意间被收拢进去的小小生命个体。比如在拍摄平壤某国家级会议中心之时，正赶上修缮维护期间，于是建筑工人与正在慰问的朝鲜女兵文艺团体演出的画面就被收拢进了镜头中，并且在放大之后，几乎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工人或者女兵脸上凝固在快门按下那一刻的神情。

　　随后，在接下来两年的朝鲜之行中，王国锋拍摄了更多由人群组成的大型集体活动与人物合影，并最终落点在一个一个单独的人物肖像上。虽然在一切活动都要“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朝鲜，真正由艺术家主观意愿进行的创作几乎不可能实现，但王国锋尽可能地在一种由国家力量所掌控的强劲氛围中，微妙地融入一些并不易被察觉的“主观性”，并最终将个人意图隐晦地表达出来。

　　在王国锋看来，拍摄朝鲜，这件事情本身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以一个个体的身份，与一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合作，而作品实施过程的意义可能要大于完成作品本身的意义。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并提醒自己始终不忘主观判断，“如果我被动地去拍摄他们所安排组织好的对象，则就有被权力利用的可能；如果我想获得主观认可的图像，则是一种充满风险与博弈的结果。”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曾经向朝方提出要求，拍摄一所大学。最终他被带到了位于平壤的金策工业大学的电子图书馆中，一些穿戴整齐、统一戴着枣红色领带的男大学生们早已经提前处于“规定情境”中，聚精会神地紧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进行操作。

　　王国锋向翻译提出，可否要求学生们转过头来，集体面对镜头，不带任何表情地完成一张集体肖像。

　　翻译随后与朝方随行人员商量，再与学校方面对接联系。获得许可后，由学校老师与工作人员统一“指挥”，学生们停下手中的操作，集体朝向王国锋，随后他摁下了快门，一间带有纵向纵深感的教室，两行穿着正装端坐在椅子上的年轻男孩子们，他们没有笑，表情凝重，仿佛空气都凝滞了。

　　除了大学外，王国锋还拍摄了大量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孩子，其中有位于平壤的朝鲜直属机关幼儿园，城市少年宫以及一些郊区与农村的孩子。虽然都是“摆拍”，他们大都端端正正地面对着镜头，但将这些照片最后摆放到一起，依然能够从孩子们的衣着、表情或者面色中，捕捉到一些类似阶层差异的痕迹。

　　在进行人物拍摄的时候，王国锋依然延续着他中国画式“散点透视”的美学观念。他曾拍摄了金日成大学的教授一家人，夫妇二人与他们的女儿。这家人是朝鲜的“荣誉家庭”，经常有机会接待一些外国来访的媒体，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也曾去家中拜访过他们，并赠送了一台电视机。在王国锋为他们拍摄的合影中，电视机也作为背景入镜。而最后将成片放在电脑中放大，逐步扫描每一个细节，你会看清图中每个人胸前佩戴的领导人肖像徽章，他们并不放松的双手，以及作为背景的电视机上，那张从未被撕下的包装塑料薄膜。

　　按照摄影师的习惯，王国锋下意识地与拍摄人物进行沟通，但随后就被严厉禁止。而几次进入朝鲜之后，他与随行翻译和指派的陪同人员早已熟悉，在工作之外，他也会经常请他们吃饭、喝酒。酒酣饭饱之后，放松下来的他们也会一起开一些家长里短的玩笑，但一旦涉及一点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他们的态度会如同被触碰了开关一样，立刻严肃起来。

　　在王国锋的工作室中，还保留着一个类似于霓虹灯广告牌的环形装置艺术作品，上面用中文与英文循环往复地写着“食物有思想”“食物没有思想”。

　　这件作品来源于一次王国锋在北京接待几个朝鲜来访人员时候的对话。当时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去尝试韩式料理还有肯德基。

　　在听到韩国与KFC这样的词汇时，朝鲜朋友们的脸上出现了短暂的犹疑，随后，他们像在心里轻轻地说服着自己，自言自语道，“食物又没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