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阴影下的官员:看见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2)

　　公安部近两年的一组数据也引人关注：2015年和2014年，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人数分别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或脑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数分别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牺牲比例较高。

　　“换句话说，近两年里，有近半数牺牲的干警不是因为与歹徒做斗争献身的，而是多种压力下发病去世的，这非常值得关注。”祝卓宏说。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有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与其家人重病、去世等非自身因素有关。2015年跳河自杀的柳州市原市长肖文荪，就是由于妻子重病，他工作和家庭压力都很大，长期压力下出现抑郁，自杀前已经出现幻觉、被害妄想等症状。

　　讳疾忌医

　　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

　　祝卓宏曾接触过一位基层官员，身体长期不适，怀疑自己得了严重疾病，却因怕影响晋升不敢去医院，也不敢公开此事。他把风水先生请到家中，把家具重新换了位置。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就再请一位风水先生到家。

　　几个风水先生折腾几次之后，他最后万不得已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推荐他找心理医生治疗。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作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她发现，讲课时，这个群体很活跃，他们很喜欢听心理压力的自我诊断与调节课程。但是，许燕也发现，这些人很少有人愿意袒露心声，不会公开说自己有心理问题。

　　许燕说，她一般会留个电话号码，课后往往会有人打电话给她，但是电话中这些人也往往有顾忌，只是简单说一点，为了少留痕迹，有的人甚至刻意使用公用电话。

　　有的人会找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约许燕面谈，聊聊其本人或“其好朋友”的心理问题。谈话时，许燕会跟他们承诺保密，全程也不会有录音录像。

　　赵国秋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到他门诊去的有心理问题的官员，外地的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找时间和他聊一会，配点药，回去；有的会跟他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几个小时；也有人为了不透露身份，干脆让秘书代诊。

　　让赵国秋印象深刻的是，这类人群中，为了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病情，很多人不走医保，甚至隐姓埋名。

　　一位与多位高官有过直接接触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案例：几年前，某省一名高级别官员身患重度肝病后，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医生，然后托其联系好肝源。在国庆假期，该官员以旅游为名，偷偷来京做肝脏移植手术。移植成功后不久，此人便回家休养。

　　上述知情者称，肝移植手术价格不菲，但是该官员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医保程序。因为一走报销流程，就会形成电子记录，病情就被公开了。

　　这位知情者称，很多官员患病后不敢走医保程序，但是医疗费又非常昂贵，就可能通过老板赞助，或挪用公款等凑齐医疗费。“而这样做，很容易为他们今后走上腐败道路埋下伏笔。”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更重要的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对手揪住，并向组织反映。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今年5月份坠亡后，与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官员，曾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官员被污名化的担忧。

　　他说，现在一旦有官员非正常死亡，网络上往往在未了解深层次原因的时候，先会发出一片叫好声。这事实上是对非正常死亡官员的不尊重，是对其做了畏罪自杀的心理预设。

　　祝卓宏说，公众会把某些负面形象的公务员贴上标签后，泛化为全部公务员的整体印象，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印象”。

　　祝卓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这种“刻板印象”，一方面公务员队伍应剔除害群之马，同时也应适当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