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社会理想和帝王意志(3)

　　西汉自汉武帝确立五铢钱之后，差不多一百二十年里，铸币权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那时，国家不仅有效地垄断了铜矿，从源头上阻止了民间的盗铸；所造的五铢钱，也都质量好、分量足，使盗铸者无利可图。所以，当其他改革不是被放弃，就是完全失控时，把币制改革作为实现统制经济改革的抓手，就是王莽唯一的选项了。而在王莽的观念里，朝廷既可以发行重量和面值完全相等的货币，也可以发行面值远远大于重量的货币；既可以发行优质的金属货币，也可以发行劣质的金属货币；既可以以金、银为币材，也可以以龟、贝为币材。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王莽不间断地一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他企图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改革，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无论币材的种类、优劣和轻重如何，货币的面值仍可以由朝廷来任意确定的观念。他深信，当帝王的意志为天下人所心悦诚服时，帝王就可以“点石成金”。

　　西汉从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始铸五铢钱，到公元7年王莽实行第一次币制改革之前，共计“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枚。之后，王莽一次又一次使用国家力量，企图以大量虚额面值的新币，取代流通或窖藏于民间的五铢钱，以攫取社会财富。为此，在每一次推行新币制时，王莽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如他规定，官民外出，除了路条（通行证），还必须携带新发行的货币，否则不仅食宿没有地方，遇到关卡、渡口即被扣留。他甚至还规定，公卿上朝，必须持有新发行的货币。为防止盗铸钱，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制定了愈加严厉惩办盗铸者的刑罚。严重时，盗铸者被枷在囚车里去服刑；妻子儿女则被铁链拴住脖颈，随囚车步行，人数竟多达以十万计。他还对盗铸实行邻里连坐，将连坐者一概充为官奴婢。盗铸，或被连坐的罪犯在服刑地，夫妻被强制拆散，重新配对，“愁苦死者十之六七”。

　　然而，残酷的刑罚之下，币制改革所造成的结果，仍是“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的状况。惟坚信货币面值最终可以由国家任意确定，王莽似乎对自己的币制改革从未有过任何动摇。总是在每一轮币制改革失败时，紧接着又推出下一轮币制改革。当其他统制经济改革没有出路时，王莽就将币制改革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他始终不明白，当社会财富生产基本局限于土地产出时，工商的作用就在于“通功易事，贸迁有无”；想要通过对工商业的统制，实现国家财政利益的最大化，即便是在短时期内，也没有可能。

由“抑兼并”而为“国家

兼并”

　　强烈的帝王意志使王莽坚信，帝王的专制集权是无所不能的。因此，在如何实行专制集权的问题上，他虽说是一个儒生，却颇有法家的政治风格，深信帝王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严刑峻法必可以使天下顺从。他也希望从制度结构上，保证专制集权的实施。比如，他的一项重要行政改革，是将州刺史的监察权改为行政权，设州牧统辖郡县，以改变一直以来朝廷对郡县的失控。他显然也是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在皇帝的权威之下，只要设官分职，帝王意志就一定能得到贯彻执行。

　　为控制社会财富，以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王莽始终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显然是受了当时流行的《管子·轻重》思想的影响。在他之前，桑弘羊的“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的理论，强调的是调节商品供求关系，以商业利润助边和赈灾，以及调节贫富以抑制兼并（叶世昌）。惟盐铁会议之后，汉武帝的统制经济政策，终于沦为权贵、官僚和豪强地主勾结牟利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管子·轻重》中所表达的抑兼并理论，“表面上似是反对兼并，但实际上并没有取消兼并，只是把各个商人的兼并转化为封建国家的兼并罢了”（马非百）。换言之，所谓“富能夺，贫能予”的法家思想，已不再以“抑兼并”为目的，而是以国家财政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宣扬不择手段地赚钱”（叶世昌）了。

　　《管子·轻重》诸篇，大多是在阐发国家如何发布命令，财政就能如何获益的道理。所谓“无籍（税）于民”，“而籍于号令”，讲的就是这一套。王莽对此则深信不疑。最初，他认为通过垄断商业，通过任意确定价格，人民就不会感受到剥削加重。而当国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失控之后，他又坚信国家任意确立币值的行为，是完全可行的。这种认识，其实就是受了《管子·轻重》关于“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的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用购买力已大大提高的货币‘敛万物’”（叶世昌）。

　　综上所述，当王莽放弃王田制改革时，他的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即随之荡然；而当五均六筦的改革失控时，他的统制经济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由国家来任意确定货币面值；于是，对私人资本的“抑兼并”，终于变为“国家的兼并”；在“不择手段地赚钱”这样的狭小空间里，他的帝王意志终于迷失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