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睿（《中华遗产》编辑部内容总监；安洋（编辑）
公元366年，乐僔开始开凿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此后的1500多年里，莫高窟身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融合了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直至几乎被世人所遗忘。
从1900年6月藏经洞被发现到今天的120多年间，敦煌学逐渐兴起，莫高窟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既有风、霜、雨、雪、沙等自然力量的侵蚀，也有社会动荡、战争破坏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一个多世纪浓缩了莫高窟所经历的漫长岁月。
岁月悠悠，彼时到此时，时钟从未停歇……
早期石窟 十六国、北朝
汉晋以降，北方丝绸之路成为华戎交汇、东西互通的大动脉。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总绾丝路的要冲，因往来贸易而成为聚宝盆。在富足的经济底色下，经西域传入的佛教昌盛一时，与中原学术、江左风尚齐聚敦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驱动下，工程浩大、美轮美奂的敦煌莫高窟应运而生。
敦煌早期石窟通常指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近200年间所造洞窟。这批石窟，虽然至今仅存30余个，却清晰地勾勒出外来佛教的中国化之路。敦煌画风的横空出世，离不开历史的“因缘”。北朝禅风盛，动荡也多，中原政权更迭之际，元荣、于义等多位地方长官仍能维持敦煌的繁荣。敦煌石窟从借鉴外来之风到立足本土，为后世奠定了多种建筑形制——禅窟、中心柱窟、覆斗顶窟等；汉画之风融合外来艺术风格，缔造出长卷式故事画、秀骨清像式人物画；东西方佛道神怪同窟共画，济济一堂……
盛期石窟 隋至盛唐
南北朝乱世尘埃落定，数百年分裂局面终结在隋帝国手中，但是南北朝崇佛之风依旧延续下来，莫高窟的营建在盛世与帝王弘法中迎来一个重要时期。隋代短短37年，留下了70多个石窟，举足轻重——在官府倡导下，译经运动如火如荼。石窟形制、壁画、塑像，屡屡多有新意，敦煌工匠、艺术家们为其注入了可能性与创造性，活力四现：塑像迅速本土化，富有人文意韵；壁画飞天空前增多，降落人间……这种风采延续至初唐，愈发生动，洋溢着人情味。随着唐王朝统治新疆全境及中亚部分地区，丝绸之路臻至全盛，首都长安成为万方辐辏之地。705年，大唐国祚重回李氏皇族，敦煌的盛唐时代——唐王朝最巅峰的盛世，也是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时期，随之开启。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时代，80余盛唐窟，400壁粉墨丹青，占了莫高窟壁画总数的六分之一，至今金碧辉煌，动人心弦。在东来西往数百年的交流中，中原风貌西传，西域佛教东来，敦煌位居交通要地，得享最新的文化信息。敦煌石窟也因之飞速发展，宏大洞窟频开，彩塑、壁画艺术日趋成熟，使敦煌石窟俨然形成一条独特的画廊。花团锦簇，浓丽丰富，成为繁华世俗的真实写照。
中期石窟 中唐至五代、宋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分水岭，影响延及西域，即781年敦煌沦为吐蕃统治，敦煌石窟步入后期。敦煌的唐代石窟，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敦煌学研究者赵声良先生在《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中，将唐代分为前后两期，初唐、盛唐为前期，中唐、晚唐为后期。848年，敦煌本地汉人张议潮起义，重归大唐，建立晚唐的归义军政权，延至五代。虽然敦煌与中原的佛教、艺术的交流并未断绝，但已然变化殊异的统治与环境，为敦煌石窟注入了不一样的因素。
吐蕃民族崇信佛教，在67年统治中新开洞窟48个；晚唐的59年间，开凿了71个洞窟。这些洞窟在延续前代风格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壁画结构格局：比如唐前期整壁巨幅经变画减少，往往数幅并列，下部搭配以条幅的屏风画。壁画内容上，也出现密宗、瑞像、少数民族形象（如吐蕃赞普礼佛图、吐蕃武士等）。
914年，曹议金重建归义军政权，此后统治敦煌100余年，史称“道塞清平，歌谣满路”，一派升平之貌。曹氏统治者还仿效中原设立画院，有组织地绘制壁画、营造洞窟。在这种环境下，敦煌石窟更是迅速发展，开凿41个，重修前代洞窟248个。
末期石窟 西夏至元
公元11世纪，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先后终结了敦煌的归义军和沙州回鹘统治。在西夏统治敦煌的近200年时光里，崇佛之风不改，对旧窟时有修复，又屡开新窟。西夏时期兼容显密两宗的艺术风格；推崇以石绿赋色，上有精心雕琢的蟠龙藻井、曼陀罗窟顶，下有清新富丽的团花、串花……为本已斑斓多彩的莫高窟平添新姿。
蒙元替西夏，夕阳余晖中的敦煌莫高窟仍不失灿烂。蒙元对敦煌进行了100多年的统治，新建、重修大小洞窟十余座，虽然数量有限，却兼收了汉画传统与藏画风格。元代匠人高超的绘画技艺、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元素，纷纷走进莫高窟，共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元式风貌。
元立元灭，带来丝绸之路的兴而又废，敦煌的辉煌渐成历史，悄然凝固在莫高窟的一木一石、一塑一画当中。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0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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