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聚焦·隐性辍学背后：从间接惩戒到故意无视(2)

　　从学校的角度而言，此举显然是让学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资格并非理所当然，方可不再违纪。而学生选择家庭一员接送，显然会给家庭正常生产生活带来莫大的麻烦，以至于在家庭教育日渐淡薄的底层村落社会中，家庭可通过给学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压力，才能真正配合学校重视和纠偏学生在校的违纪行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柔性的惩戒术。

　　但杨刚的家庭却不这么认为。杨刚的父亲是云乡残联主席，母亲是乡村医生，相比于其他务农的农村家庭，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这种惩戒：一方面出于“面子”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会资本拥有的自信。

　　通过公共网络和在教育系统私下关系收到的信息，杨刚的家庭认为，撤点并校后农村义务教育段学校不能不给学生提供住宿，否则就有权去告学校侵权。于是年近七旬的奶奶直接将云乡学校告到了芥县教育局信访办，理由是：家校距离达9里，杨刚父亲残疾、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年事已高，无力接送杨刚，而学校却还要非法取消杨刚住宿资格，这是体罚。

　　云乡学校陷入十足的被动之中，县教育局信访办迅速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最后调查的对象定位到邓畅身上。经过多方约谈和积极交涉，县教育局调查组了解全面实情后，尽管表达了对云乡学校惩戒行为的理解，但也要求云乡学校马上取缔取消住宿的惩戒，让杨刚等9名学生立刻回校住读。

　　对于学校而言，这显然意味着上级官方对“取消住宿资格”这种新惩戒术不支持的表态，而对身兼生活老师职位的德育主任邓畅而言，他理解为这是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