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5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十三五”期间，该院始终紧跟考古学科发展前沿，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拓展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价值，积极推动公众考古，促进文旅融合，使文化遗产真正发挥最大效益。
据介绍，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解决重大学术问题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主动性考古发掘，三星堆、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江口古战场等遗址中涌现出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上述发现不仅让世界加深了对四川优秀古代文化面貌的认识，也为推动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服务重大经济社会民生工程
本着“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基本方针，为进一步有效解决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工作方式。
对涉及大型基本建设的项目，该院在项目设计初期就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以便尽早掌握地面地下文物的分布和埋藏情况，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对于大型基本建设的考古项目，联合全国各高校共同攻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与各地市(州)和重要文物分布县(市)共建“考古工作站”，强化省市联动、扩大考古文勘人才储备。
基于上述措施，“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顺利完成“乌东德水电站”“成贵高铁”等200余项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超20余万平方米，为地方重大基本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中国”的框架下，围绕重大课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在川西地区新发现20余处旧石器时代地点，填补了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空白;在金沙江流域新发现一批先秦时期遗存，构建出金沙江流域的文化序列，为进一步了解文化互动和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材料;川西蜀文化的考古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对于全面了解古蜀国社会和祭祀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川东巴文化的考古发掘也取得重大收获，宣汉罗家坝遗址新发现的一批极具特色的墓葬，完善了战国早中期巴文化的体系;渠县城坝遗址新发现的东周墓葬则填补了战国中晚期巴国大中型墓葬的空白;渠县城坝遗址两汉时期的城址和津关遗存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新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竹木简牍，为研究秦汉帝国如何经营川东地区提供了重要材料;宋元(蒙)古城的考古调查取得重大成果，为联合“钓鱼城”申遗提供了有力支撑;眉山江口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全面了解明清鼎革之际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提供了新的材料。
上述重要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江口古战场遗址获“2017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渠县城坝遗址2018年度考古发掘获“中国社科院2018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并入围“2018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江口古战场遗址、渠县城坝遗址、会理猴子洞遗址等分获2017、2018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科技考古手段更加完备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积极开展了包括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在内的科技考古工作，并将磁法电法技术设备，无人机航空摄影、遥感、RTK、GPS、GIS、金属现场检测等技术设备，X射线衍射、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背散射电子显微镜、光学显微技术、冷冻切片机、激光粒度仪、人骨测量仪、显微CT技术、三维激光扫描与建模技术等多种现代高级技术和设备贯穿在考古发掘前、发掘中和发掘后研究与资料整理的全过程。
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了江口古战场遗址地下文物分布调查、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城坝遗址出土竹木简牍保护、乌东德水电站淹没区石棺葬出土人骨研究以及四川各地先秦时期的环境、地质、农作物等方面的研究。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开展了四川矿冶遗存的调查项目，重点完成洪雅瓦屋山矿冶遗存调查，新发现矿冶遗存50余处，摸清了该区域从先秦时期至明清时期的矿冶活动面貌;在渠县城坝遗址率先采用三维数据整合和VR技术，并将考古发掘和虚拟展示融为一体，也因此荣获“2016~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
各类“黑科技”也为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插上科技的“翅膀”。考古工作者创造性地在“祭祀坑”上方搭建配套有恒温恒湿设施设备的考古发掘工作舱，以确保“祭祀坑”埋藏环境的稳定，维持温度、湿度的恒定状态，并在外围建设现场保护实验室和专家会诊室，全方位保证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顺利实施。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将考古成果融入到民生工程中。该院以宣汉罗家坝遗址和渠县城坝遗址的连续考古发掘为基础，将这两个遗址纳入到“国家大遗址”，促进了宣汉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和城坝遗址的遗址公园建设。(记者 岳依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