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联通独董闭门会：联通混改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原标题：中国联通独董闭门会首次发声：联通混改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文/李紫宸

　　一单价值780亿元的中国联通混改，激起了资本市场的强烈反响，掀起了一番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讨热潮，同时也留给了市场诸多疑问。

　　混改将会给联通带来怎样的改变？基础设施的国有控制和设施运营的市场化之间如何有效地结合？联通引入的投资者多数与通讯有关，互相业务交叉，股权关系复杂，混改之后会形成怎样的关联交易？联通混改启动后要面对怎样的公司治理难题？资本市场如何评价此次的混改？如何看待联通以及未来其他混改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问题？

　　9月13日下午，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联通混改闭门研讨会”在京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周绍朋，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延杰，银华基金董事长王珠林，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副总经理高见，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凌蔚，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刘亚萍，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陈霞，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郭宏超，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新金融家联盟秘书长新望等参与了此次闭门研讨会，就联通混改启动之后的一系列话题展开了探讨和交流。

　　与会专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联通混改的力度和突破之处值得充分肯定，但一系列来自制度层面的缺憾依然有待弥补和完善。而国资的角色定位则始终是市场最为关注的话题。

　　开放市场还是开放产权？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对于垄断行业的改革一直存在一个讨论，即市场和产权哪一个应该先开放？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先开放市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先开放产权。中国联通的案例证明，此次的混改选择了先开放产权。产权开放之后，民营资本借着这样一次混改，获得了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

　　“这次民营资本参与混改，我认为很重要的动机、或者利益驱动就是垄断资源，借此可以获取垄断资源的机会，”周放生介绍说。

　　周放生认为，联通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比例从 62.74%下调到36.67%，单一大股东从国有绝对控股改变为国有相对控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改变。原因在于，在过去的观念中，包括国资委在内，都认为垄断行业必须国有绝对控股，国资股权不可能降到50%以下，但这次不仅降到了50%以下，而且降到了36.67%。

　　“过去认为，对于央企，集团公司层面必须绝对控股，更不用说垄断行业。联通样本的价值在于，它既是大型央企，又是垄断行业，但是国有资本从绝对控股降到了相对控股，这无疑为未来推进混改撑开了一个空间，今后的混改至少是可以在这个空间做下去了。”周放生说。

　　有声音认为，联通混改后，其国有股份总计占比依然超过50%，因此在重大决策上，国有股可能容易成为“一致行动人”。对此，周放生表示，这不完全准确。原因在于，不同国有资本之间可能是“一致行动人”，也可能不是“一致行动人”。联通混改的这次股权设计，是有其用意的，即避开了舆论的各种置疑，从结果上看，既做到了改革又做到了平衡。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周绍朋认为，建立健全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乃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进程当中的一个历史性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的建设，也就相当于没有改革的根基。“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周绍朋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小洪从组织结构的角度，肯定了联通混改的突破意义。他认为，央企内部向来存在着结构林立、资源很难有效整合的问题。如果此次混改还是只像以往，从集团下面切下一小块“蛋糕”来做，可能最后的意义不大。联通混改的魄力在于，选择了集团下面最核心的资产和公司来动刀，红筹股都装在了这里。“我认为，只要联通想明白，战略投资者不是‘外面的人’，混改最终会有利于将来组织结构整体的完善。”陈小洪说。

　　陈小洪同时强调了监管的问题。他表示，电信行业的监管跟别的行业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反垄断政策、普遍服务、产业政策相结合的监管，监管过程中要评估不同的东西。在美国，有反垄断委员会，　有司法部，有FCC（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等机构共同构成监管的体系。对于中国而言，这里面还存着比较大的探索空间。

　　联通的初衷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延杰教授是此次混改的主体——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吕延杰在闭门会上表示，寻求差异化竞争是联通混改的初衷之一。

　　尽管在3G时代，联通曾经先发制人，但在4G市场的表现上，中国联通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移动。到2017年上半年，中国移动的4G用户数是联通的4.3倍，固定宽带用户数是联通的1.2倍。

　　吕延杰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这样的落差及其造成的结果：假如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技术设施上的投入比喻为各自砸下重金买下了100座的飞机，中国移动目前的上座率为80%，而运营成本几乎差不多的中国联通，上座率只有40%。这样，摊到每个客户身上的成本，就远高于中国移动。这种情况下，剩余60%的票，如果卖得比移动贵，则无人买单，如果卖得便宜，则意味着亏本，这正是中国联通的尴尬处境。

　　吕延杰表示，从联通内部的意见看来，在同质化竞争严重和4G业务已经落后于移动的情况下，中国联通需要寻找突围的办法，通过混改引入互联网巨头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策略。吕延杰透露，他所在的研究团队曾经为联通写过一份内参报告，其中便提到联通必须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改革。

　　吕延杰举了一例：2017年上半年，联通跟腾讯联合开发了一种针对学生群体的大流量卡，中国联通从中抓取了大量的用户，这样的案例证明了与互联网公司共同开拓业务带来的好处。“在互联网公司无孔不入的时代，传统通信行业获取客户的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业模式变得不同于以往，中国联通的高层看到了这一点，也意识到跟互联网公司的合作能够带来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吕延杰说。

　　在吕延杰看来，混改也隐含了中国联通对于5G业务的布局。事实上，在通信领域，决定成败的，不仅有通常说的“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还有第三只手——那就是技术。过去通信行业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抓住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对于运营商至关重要。吕延杰说，“要在5G上获取先机，联通需要资金来做这件事。从这几个角度看，联通混改是用一件事解决了数个问题：现有的市场问题，未来的发展战略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