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延杰同时强调:在通信产业进入无线时代之后,基于基础设施投入上依然需要大量的沉淀资本,通信产业自然垄断的属性依然还在。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公司不能、也不愿意全权替代基础运营商的角色,传统通信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在业务上依然能够形成天然的区割。 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陈霞认为,在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时代,运营商的盈利模式和过去那种单一的电信项目收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互联网在从IT向DT转变,数据成为了最重要的资产,从数据出发,可以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商业可能性,创造出更加多元的价值。互联网公司正是基于这一点,成为了平台化运营的典范。中国联通的这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单单意味着资本的引进,更意味着其在商业模式和经营思路上的重大转变:中国联通开始真正将互联网巨头当做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的对手。通过这样的融合,中国联通希望发掘出更多的可能性。 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陈霞表示:“联通的混改才走出第一步,业务的融合才刚刚起步,混改一定会对联通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只不过这个影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完成,这其中就包括观念的转变。” 混改成资本市场关注主题 包括银华基金在内的国内主流基金公司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通信领域的改革。银华基金董事长王珠林在当天的闭门会上,对联通混改评价称:“联通这一次确实是坚持了国有控制前提下的市场化探索。在此之前,市场上一直存在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议论,这一次的混改可以说是做到了‘进退有度’。这一混改案例或许也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证明,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搞活国有企业,两者是可以有机统一的。” 王珠林表示,本次混改的效率超出了预料:“中国联通的核心资产成为混改的主体,这首先意味着混改动作的力度之大。从去年第一批中央企业混改名单出炉,到今年4月联通停牌,再到现在混改方案落定,满打满算不到一年的时间,从专业角度讲这是颇为高效的。” 王珠林认为,从机构投资者的视角看,联通混改的推出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深改组等陆续出台的国企改革政策文件,已经给了市场一个明确信号:混改无禁区,破垄断、促竞争、提效率开始真正体现在了行动上,起码联通混改具备了这样的样本意义。当然,联通混改要在短期内改变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恐怕依然很难,至于说中国联通能够形成突围,最终一家独大,这一预测更是为时尚早。但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这的确像是一场混改的盛宴。“去年以来,在经济新常态的底色下,去杠杆、去泡沫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混改的支持,资本市场的信心可想而知。混改给资本市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即机构投资者一定会以全方位的手段,想方设法的参与或是支持国企改革。包括此次联通混改,如网宿科技、中国中车都是通过资管产品参与认购的,这也是一个信号。”王珠林说,“我认为,混改对市场的影响是长远的,也是正面的,混改主题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资本市场长盛不衰的主基调。” 王珠林一直在国企改革领域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下去一定要完善股份制整合,特别是微观经济的方面。银华基金一直积极介入混改和国企改革相关标的投资,并且在寻求与大型国企、央企集团的战略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和支持国企改革的全面推进,”王珠林说。 混改过后的新挑战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凌蔚认为,在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的透明性如何体现很重要。在国务院关于混改的文件当中,也提到了需要严格程序、规范操作以及提升透明度的问题。“混改方案的设计和投资者的选择等都要在相应的法律和规则框架下进行,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则是混改中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对于国资而言,则是如何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问题。”胡凌蔚说。 胡凌蔚称,未来涉及到所谓的关联交易等问题,都涉及信息披露。即便是非上市国企,在混改之后,也要考虑是否可以建立一套旨在提升混改透明度的披露制度。这一点在中央出台的相关文件里已经提到。“信息披露首先解决了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再者也解决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意味着负面评价。”胡凌蔚说。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副总经理高见表示:此次联通混引入的是BATJ等互联网巨头,如何保障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能够公平地参与这轮混改的盛宴? 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刘亚萍建议,国家有必要考虑为企业制定信息披露政策,这一政策应该强调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必要性,确保企业层面信息的质量和标准。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考虑为实施混改的企业制定指引手册,采取绩效奖励的措施,鼓励他们开展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刘亚萍认为,国有企业现在面临的公司治理挑战,主要是来自于复杂的决策链条、冗长的代理链条,一方面经常很难找到确切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责任网较为复杂。管理层扮演的只是中介和缓冲的角色,这就必须有充分的机制设计,来令其履行职责,同时保证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在董事会层面,混改之后的董事会成员构成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动,如何保证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需要纳入考虑。刘亚萍表示,联通的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多数和联通主业的关联性、互补性很强,战略投资者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关系,混改之后所有董事的独立性、客观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刘亚萍称,一般认为在公司或者是董事会规模允许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董事会应该考虑设立不同的专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是由有充分资历的独立董事组成,以帮助董事会履行职责。一般认为专门委员会是可以促进董事会的专门职能,并不会替代董事会本身的职责,董事会的主体责任依然是明确的。 高见表示,目前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依然面临一系列难题:大型国有企业的限薪机制,总经理与董事长角色的权职不分,核心管理人员在市场化选聘方面存在的障碍等。这些问题,都将在未来进一步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