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慎终追远”是中华传统美德。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重举行逝者的丧礼，按时举行祭礼追思祖先，社会风俗道德一定可以归于淳朴厚道。当代慎终追远传统面临何种困境，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践行这一传统，不仅是弥合中老年人和青少年之间情感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政治治理、文化与民俗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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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及其现代价值
作者：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养亲、敬亲、谏亲和慎终追远，构成了儒家孝道的基本内涵。朱熹认为孝是发用，仁是本体，孝是仁本在父子伦理上的自然显现。犹如万里黄河绵延流长，一路要流经许多湖泊，孝就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水塘子”。曾子是孔子孝道的传承者。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孝经》即由孔子讲授、曾子及其弟子撰而成书。“慎终追远”就出自曾子之口。“慎终”是指按照丧礼慎重办理父母丧事；“追远”指春秋祭祀，以示怀念追思祖先。“慎终”与“追远”，是孝道社会化仪式的两大原则。
“慎终”贵在有真情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曾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这两段话观点一致，文字也雷同。不仅要以礼“事生”，也要以礼“事死”。让活着的人，活得要有尊严；当一个人告别人世，这种告别仪式也必须有庄重感。“事之以礼”是对生者的尊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对逝者的尊重。《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一则故事：一位男子的父亲去世，此人将其父亲尸体扔在山沟里。有一天此人路过山沟，发现狐狸在啃食其父的尸体，苍蝇蚊虫不停地叮咬尸体。这位男子顿时额头直冒冷汗，眼睛不敢正视。他之所以“睨而不视”，不是表演给别人看，而是内心愧疚、悔恨之情的自发体现。于是马上掩埋尸体，按照丧葬之礼举行入葬仪式，心才有所安宁。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丧祭之礼，但他重视的是在这种礼仪中子女所滋生的内在的自然亲情，而不是片面追求丧葬之礼外在的周密与繁缛。“丧致乎哀而止。”“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每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身份不断变换，每一种身份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行为规范和言行禁忌，人的真情实感总是隐匿于各种厚重的社会角色的“盔甲”背后。往往在至亲亡故之时，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才会淋漓尽致地袒露在众人面前。“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因此，在丧祭之礼中，孔子强调的是内在自然的悲痛之情、哀思之心。颜回去世时，七十一岁的孔子哭得全身抽搐。学生劝他不要这么伤心，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样的人伤心呢？”“哀”与“敬”二字代表着儒家孝道在丧祭之礼上的观点。由此而来，只要是发自内在的真情实意，有一些略显过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曾子父亲去世，曾子伤心欲绝，“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孔子曾经称赞一位太子的守孝行为：“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滕文公上》）太子为国君守丧三年，把全部政务交由冢宰处理，自己每天以稀饭充饥，面色深黑，形销骨立，天天在灵前哭泣，朝廷官员莫不被太子的哀痛之情感动。孔子虽然强调哀与敬，但是，对社会上流行的“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极端自虐自残的风气多有批评。孔子认为，子女在守丧期间身上长了脓疮就应该去洗澡，头顶长了疖子就应该去治疗，身体极度虚弱就应该吃点补品调养身体。“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礼记·杂记》）自虐自残甚至丧失性命，恰恰是不懂“全体贵生”的不孝之举。
“追远”贵在培育感恩之心
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无违”是指“无违礼节”。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间渗透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道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教民追孝”的道德教化作用。“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郭店楚简《六德》也有与孔子思想相吻合的材料：“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刘钊《郭店楚简校释》）
弟子宰予向孔子请教：“子女为何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他觉得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期限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就会荒废；三年不练习音乐，音乐就会失传。因此想将“三年之丧”缩短为一年。孔子批评他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想穿新衣服，吃大鱼大肉，你这样做能心安吗？儿女降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亲的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的通礼。难道你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慈爱吗？”师生之间的这一场讨论，表面上是在讨论古礼“三年之丧”，实际上涉及感恩这一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如何培植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彰显的不仅是对父母的孝敬之情，而且也是验证一个人感恩意识是否已牢固确立的标杆。在伦理学与心理学意义上，“感恩”是一种人与动物皆有的初始道德意识。感恩与忠诚、公正等是支配人实现道德行为的思想基础。因此，孔子对宰予的批评，表面上是埋怨他不知礼仪，实际上是批评宰予感恩之情还没有真正树立。感恩事关灵魂的健康。一个人心智是否成熟，感恩意识的培植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王阳明时常以孝行论证“知行合一”。弟子徐爱问阳明：人在知识上“知得父当孝，兄当弟”，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能孝，不能弟”，这样知与行如何能合一？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王阳明以《大学》“好好色”为例加以说明：“见好色”属于知，“见”不是中性之见，而是良知之见。不是先“见”了，然后再立一个“心”来“好色”，而是“见”与“心”同时呈现，不分先后。“好好色”属于行，行既指外在行为，又包括心理意识活动。我们夸奖某人是孝子，不是指某人懂得“昏定晨省”的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践行了孝德。孝并非存在于父母“身上”，而是存在于子女“心上”。舞台上的演员表演“温凊奉养”“昏定晨省”之类孝顺父母的节目催人泪下，时常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声。但是，王阳明认为这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演员所表演的孝爱属于“无根”之爱。以感恩之心作为孝行的“头脑”，才是知行合一的孝。缘此，王阳明非常重视对子女与弟子感恩之心的培育。他指出感恩之心的培植必须从儿童教育开始。儿童的特点是“乐嬉游而惮拘检”，启蒙教育应该像春风化雨一般，由浅入深滋润孩子心田。“诱之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传习录》）王阳明家风甚严，时常写信教育子女“勤读书，要孝弟”（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在平时教学中，他要求弟子每天上课之前必须自我反省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家所以爱亲敬畏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传习录》）。从孔子到王阳明，历代大儒之所以重视感恩之心，原因在于感恩之心的树立是成就自我、实现自我的道德基础，王阳明称之为“凡做人，在心地”（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
儒家“慎终追远”思想具有深远的现代价值。概而论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爱生命，尊重父母。“仁者爱人”，让每一位健在的人活得有尊严，而不是苟且偷生；让每一位逝者离开人世时，告别仪式充满温情与友爱。对逝者的怜悯，是对生命的尊重。其二，“慎终追远”透显出浓郁的感恩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非常重视感恩之心，几乎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要祭天地、祭先祖，在祭祀仪式中表达真诚的感恩之情。现代社会出现一些“啃老族”“巨婴”等不良现象，与感恩教育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从文化中国汲取营养，是建构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当代如何践行慎终追远传统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慎终追远”的传统并没有过时，而是在人们的践行中得到传承发展。从家庭家族的丧祭活动到国家层面的祭祀黄帝、祭祀孔子，还有诸多传统节日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和传承着“慎终追远”的传统。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实践活动还存在诸多问题，有的甚至违背“慎终追远”的道德传统，需要我们反思和调正。
首先，“慎终追远”的本义是践行孝道。《论语·为政篇》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的话含蓄深刻，语意浑然，内涵丰富，生事、死葬和祭，就是一个人应该奉行孝道的全部，应贯彻始终。曾子讲“慎终追远”的本义就是在阐扬孝道。《中庸》亦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侍奉已经去世的亲人，好像他们在世时一样。《礼记·祭统篇》又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生养以礼而孝顺，死以丧礼而哀戚，死后祭祀恭敬按时是对父母孝道的善始善终，是孝子的事亲之道，是人之为人的必行之道。丧祭之礼在中国文化这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通过丧祭之礼，主要还是教人们懂得孝道、践行孝道，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缺失严重。当今人们对孝道理解得很肤浅，主要是对父母的物质赡养，这本来是最低层次的孝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丧祭之礼中践行孝道。有的农村地区，儿女在父母去世后，为了所谓的“面子”，为了不让村里人说他们不孝，就尽力大操大办，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铺张浪费。对富裕的家庭来说，丧葬活动正是他们炫耀自己，结交关系的机会，于是大讲排场，花费极高，推动村民互相攀比。相反，对于家庭困难的村民来说，攀比带给了他们无形的压力，不得已大操大办，大额经济支出会使家庭债台高筑，在内部费用分摊时出现纠纷，甚至会出现至亲反目成仇的现象，造成亲人失和，家庭不睦。这显然背离孝道和家庭伦理，也违背“慎终追远”的道德传统。在殡葬改革方面，有的地方民政部门不切实际地强推殡葬改革，取消传统丧葬礼俗，简化过分；有的政策一刀切，方法简单粗暴，背离人伦道德，破坏公序良俗，当地百姓对此很不满意。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反思，及时纠正。
其次，“慎终追远”的核心精神是“诚敬”。《论语·八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说参加祭祀祖先、鬼神的礼仪时，就要像祖先、鬼神真在面前一样，应当在内心有虔诚的情感。“祭如在”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礼仪的一种虔诚态度，体现了他发自内在的诚敬之心，是真正把祭祀当成庄严神圣的事，而不是随大流碌碌而祭，碌碌而散。孔子平时罕言鬼神之事，但他重视敬鬼神，《论语·雍也篇》载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对待鬼神礼敬而保持一定距离，是敬而不侮慢的态度。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说明孔子对待鬼神既不迷信，也不全然否定鬼神，是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走中道，强调了一种敬而远之的理智态度与中道智慧。丧祭之礼的核心精神的“诚敬”。丧祭礼仪本质上是生者与已故祖先、圣贤的精神交流，必须诚于中而形于外，以精诚致敬魂魄。人们祭祀祖先、圣贤，通过特定的礼仪形式缅怀先人的音容笑貌，传颂古圣先贤的丰功伟绩，让他们再一次温暖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的人生。
当今祭祀除了祭黄、祭孔，各地祭祀其他先贤名人的活动很多，但有些地方往往把庄严的祭祀活动办成文化旅游活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同时举办经贸洽谈会、招商引资之类的商贸活动，花了很多钱，搞得很热闹，但未能很好地发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道德教化作用。另外，一些祭祀活动形式大于内容，在举行宏大的仪式时，参祭者往往缺乏发自内心的虔诚敬畏，流于形式化。对此，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曾提出心祭重于形祭。认为人们在进行祭祀礼仪活动时最重要的是参加祭祀的人对祭祀对象有真正的内在感情。各种礼仪、礼品等都是有形的表面的东西，属于形祭，而真正重要的是施礼者、参礼者以及观礼者内心对于行礼对象的真实感受，这种心祭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应该明确地将祭祀活动看成是一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陶冶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才能产生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效果。
再次，“慎终追远”的文化精神是“重本”。礼是古代圣贤的制作，体现了追根溯源，不忘本来的文化传承精神。《荀子·礼论》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世间万事万物皆有本源。我们常说：“水有源而流长，木有本而枝茂”。中国人常以枝叶繁茂来比喻家族兴旺。同样，落叶归根也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情怀。这种“重本”的文化精神主要通过祭祖来表达。民间祭祖主要是在除夕、清明节、重阳节、中元节传统节日里举行。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祭拜。随着城市化和工作、打工在外地，大多数人都会在清明节假期回到故乡，到祖先墓前拜谒祭扫。时移世易,当今社会祭祖与古代社会已经有很大不同，在祭祀仪节和时间或多或少有改变,但深植于中国人心中对先人追忆和缅怀的情感,却穿越千年丝毫未变，祭祀的目的和意义也大体一致：慎终追远、敬祖尽孝，表达后辈对祖先的思念和缅怀，祈求祖先继续保佑子孙后代繁荣昌盛、诸事顺遂；饮水思源，不忘祖先、不忘根本，感恩祖先给我们生命，感恩祖先的恩德和保佑，感恩祖先开创的优良家风；事死如生，行孝报德，敦亲睦族，使后辈子孙效法祖先的懿德嘉行、传承优良家风家教等。虽然清明节已是公共假日，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人不能回乡祭祖，只好通过“云追思”，缅怀先人，寄托哀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追思，特别是近几年网上祭奠方式的流行，更符合绿色、低碳、环保理念,将会被年轻人推崇。祭祖礼仪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变化的只是形式，其中“慎终追远”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传承不辍。
最后，“慎终追远”的目标“民德归厚”。朱熹《论语集注》注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说：“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慎终”就是要尽可能地举办丧礼以表达子女对父母去世的哀戚之情，“追远”就是要尽可能地举办祭礼以表达子女对已故祖先的诚敬之心。在上者如果能这样做，就能够使老百姓得到孝道的感化，道德风俗就会归于淳朴厚道而不浇薄，稳固一种由家及国的道德基础。“慎终追远”传统在当今的实践终极目标还是落实道德教化，提升国民素养，促进文明进步。
慎终追远的当代语境与转化
作者：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子的名言“慎终追远”，现在可以在许多殡仪馆和墓园中看到。但随着这句名言的过度流行，它就像很多口水化的成语一样，其真实含义反而越来越遭到遮蔽。
严格说来，“慎终”和“追远”是两个概念，慎终是针对丧礼而言的，强调的是对死者尊严的维护；“追远”是针对祭礼而言的，强调的是对远祖的纪念与缅怀。《礼记·昏义》有言：“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丧、祭二礼，是八礼当中最重的礼，因为它们使人从切身的性命出发，建立历史感，这正是曾子认为慎终追远能够使“民德归厚”的原因。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就是因为生物性的生命被赋予意义，通过历史来传承。中国古人所看重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依赖于历史的绵延。但人类建构的历史之所以对每个人的性命有意义，是因为它不只是烦琐的纪年、陈旧的史书和遥远的故事，而是与“我”生命的来处和最终归宿，与“我”的身心性命息息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是丧祭之礼起到了为历史不断赋予生命与灵魂的作用。丧礼之慎终，是历史的具体开展，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正是对每个人养生送死、盖棺论定的严肃认真，慎终之人才能够在哀戚爱敬中，将其至亲送进历史；祭礼之追远，则是在与天地祖先的深度对话之时，将历史拉回现实，不断重温我与历史之间的纽带勾连。中国传统文明重视历史，不仅体现在二十四史当中，而且落实在每家每户的宗祠丘墟、谱牒姓氏之上，更深入每个个体的忠孝节义、修身齐家当中。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在创造和组成历史，历史感对每个人都是切身的。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正史是对这些切身历史的总结与提升；而当正史不足以全面承载的时候，我们不仅有大量的野史和私人著作来补充，更重要的是，每个认真行过丧祭之礼的人，本身都承载着历史。体现在慎终追远当中的历史感，是丰富而立体的。
慎终追远负载如此重要的意义，当代殡葬模式是否能够承担？过于简单、内容空乏的丧祭之礼实难配得上“慎终”的名号；几乎被大多数生者忽略的商业性墓园，又怎样做到“追远”？如果不能自觉地完成历史的建构，并在历史中主动地传承与前瞻，慎终追远就会完全沦为一个空洞的商业口号，和人们的生活丧失关联。
因而，在当今讨论慎终追远，从小处说来，是为了调整当前时代的丧礼与祭礼；从大处说来，是要为现代人重塑切身历史感。前一个问题，反映的是后一个问题的困境。当前之所以感受不到“民德归厚”，正是因为缺乏充满敬意的切身历史感。
面对社会文化严重失调的情况，宋代哲学家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经学理窟·宗法》）北宋之时，中国社会因为经过晚唐五代的长期战乱，传统家族、宗法遭到巨大冲击，宋代有识之士所深深忧虑的，正是人们生活中的“切身历史感”。在张载看来，没有宗法、谱牒等方式建立这种历史感，人们不知道自己祖先是谁；没有宗族的管束，亲情凉薄，社会人心浮躁，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因而，宋代理学家一方面通过新的宗法、祠堂、义田、乡约等方式培养这种历史感，另一方面则通过理学的学术努力，为人们的修身齐家提供一套有力的学术资源。
但今人读张载这段话，恐怕很少能引起共鸣。人们往往不能穿过时空、回到历史现场理解等级森严、充满陋习的宗法制度，怎么会起到厚风俗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不能够理解张载所看重的“厚”，更不能理解曾子强调的“厚”，空将一句“慎终追远”写在墓园中，又能有多大意义？
显然，这样的问题在当下依然存在；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也和张载乃至曾子相像，就是通过培养切身历史感，使人们的情感“厚”起来，但已经不可能通过宋代的方法完成了。今天已不适合恢复沿用古时的宗法制度以达到民德归厚的效果。而当下过于简单空洞的丧祭仪式会一步步推动人情更加浇薄。一方面，这只是世情的反映，并不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对殡葬基本理念的适当调整，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这一趋势。参加过农村丧礼的朋友都会了解，一个普通的丧事，大部分村民都会自觉参加，热闹的助丧吊唁场景，是村中非常重大的仪式，丧礼将平常不怎么走动的亲属聚集起来，使大家有机会追溯共同的祖先，纪念久远的故事。人们所经历的，正是切身的历史感。但在城市的丧事上，家中僻处一室的灵堂接受不了几个吊唁者，匆忙如走过场的遗体告别仪式，能够达到百人已是极尽哀荣，甚至死者生前的亲朋故旧，也想不起要去，更不要说参加下葬仪式。大家仍然生活在一如既往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觉得这是足以改变生活节奏的一个节点。到了清明、中元时节，记得起的会想想去世的亲人，也有很多人特别是远在外地的亲人，觉得没有必要长途跋涉去上坟。祖先的事情，父辈的故事，哪怕是几十年前的历史，很多人都认为与自己无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使殡葬仪式稍稍改变一下，不要那么粗糙简单和不近人情，使丧祭之礼更充实一些、严肃一点，让人们对与自己有关的历史培养起一点敬意，思考一下自己生命的由来与定位，并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更好地整合现实社会，无疑是有益的。清明节被定为法定节假日，就已经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但正如宋代士大夫深刻认识到，仅仅靠宗法制度已经不足以收摄天下人心，还必须有一个能帮助人们正心修身的哲学体系，而现在的状况又与宋代不同，殡葬仪式的扭转也仅仅可以略微缓解部分浇薄的人心而已。使人们严肃对待亲人的死亡已经难能可贵，让人们自觉尊重乃至传承父祖的事业更属奢望，教人们在丧祭之礼中培养起切身历史感和历史责任更是难上加难。
现代社会是一种与古代全然不同的社会，古代社会的一些风俗和制度可能还会有些保留，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想完全依赖古人曾用过的方式来解决全部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现代社会是人类文明极度发达的时代，既然极度发达，历史感本来应该是非常强的。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受过教育，不仅了解我们的五千年历史，而且对世界历史也有基本的了解，更有海量的资讯了解当代历史，完全不需要通过自身的追溯来了解历史。通过丧祭之礼来培养慎终追远的历史感，很可能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然而，现代人这种过度膨胀的历史感，主要是抽象的历史感，而不是切身的历史感。我们都知道我们处在世界历史的哪个阶段，会使用一种理论化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历史定位，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知未来历史的大致走向，不担心我们被抛在历史之外。但是，这些人人都知道、都读过的知识，我为什么要对它产生敬意？我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历史？还不如从历史中退隐，享受我自己速朽的快乐更好。这种虚无感与相对主义，使历史成为尼采所批判的那种完全掏空了价值的历史研究，又怎能成为负载三不朽的汗青史册？慎终追远更实质的困境，正在于此。
面对如此深刻的困境，我们唯一能够依赖的，或许还是每个人的性命常识。农村居民总希望殡葬仪式更近人情一些，城市居民总希望丧祭之礼更多一些仪式感，这些都是“慎终追远”理想尚未完全被抛弃的体现。但更进一步，对丧祭之礼的重视，能否使人们更认真地将孝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将自身与父、祖的亲情关联变为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感，使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事业中起到更大一点的作用，从而为原子化的现实生活注入一点温暖的灵魂，使自己所在的文明与历史变得更有意义，恐怕会是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才可能解决的问题了。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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