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名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归案看制度优势

　　追逃追赃，是正义所向，背后是有高效运作机制支撑的国家意志，对于那些仍在负隅顽抗的外逃腐败分子而言，他们面对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个具体的部门，而是整个国家的力量

　　11月16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我国司法、执法和外交等部门与美方密切合作，“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外逃13年7个月的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杨秀珠归案，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她走下飞机的那一刻。作为追逃追赃工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杨秀珠案在反腐败执法合作、协同作战、劝返等多个方面，都具有标本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杨秀珠的成功追回，突显了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制度优势。”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认为，该案也是党的十八大后追逃追赃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成果的范本。就此，中央追逃办同志用鲜活的事实解答了记者由杨秀珠案引发的追问。

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资料图

　　出逃—归案：13年亡命天涯，缘何难逃落网结局

　　“逃亡的日子不好过，总归是回家好。”踏上国土的杨秀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说出了这句话。此前她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自己做的一场噩梦。

　　2003年2月，浙江省检察院在调查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涉嫌受贿犯罪案件时，发现了杨光荣胞姐、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涉嫌犯罪的线索。获悉腐败问题败露，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与其女儿女婿，在上海浦东机场登上了经由香港前往新加坡的航班，开始了她的逃亡之路。

　　之后，杨秀珠从新加坡逃往意大利，再到法国，流窜于欧洲一些国家之间。2005年5月，杨秀珠因非法居留被荷兰警方拘捕。2014年5月，杨秀珠在被遣返前夕逃离荷兰，辗转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进入美国。同年6月，根据中方要求，美国警方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将杨秀珠拘捕并羁押，直到其回国投案自首前。

　　在漫长而艰难的逃窜中，杨秀珠曾一度抱着“死也要死在美国”的顽固对抗心理，“最开始遣返杨秀珠的时候，她用脑袋撞墙，死活不愿意回来。”中央追逃办同志介绍，最后她要求“无条件回国接受法律惩处”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那段时间，她每天都给总领馆打电话催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顽固的杨秀珠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她处心积虑地流窜6国后，为何还是难以逃脱落网的结局呢？

　　“她在美国已经成了无钱可花、无人可靠、无路可走的‘三无’人员。”中央追逃办同志说，挤压其在外生存空间也是我们的工作策略。杨秀珠在美期间，中方追逃人员步步紧逼、美方执法人员铁面冷对，连亲朋好友也众叛亲离。特别是2015年9月，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被美国强制遣返，对杨秀珠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慑。再加之牢狱生活困苦不堪、“避难”请求丝毫无望，回国自首是杨秀珠的唯一出路。

　　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上，杨秀珠是1号嫌犯，也是第37名被追回人员，这两个数字体现了该案的难度和追逃追赃成果，同时也体现出中央的决心和力度。“追逃追赃工作能够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果，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发挥了制度优势，形成了工作合力。”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2014年，针对工作中存在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战这一突出问题，从体制机制上进行了顶层设计。追逃追赃工作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并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办公室成员有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8家单位。

　　“这个机制把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是代表中央在进行统筹协调，力度很大。杨秀珠等人的归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亲身参与追逃追赃工作的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感叹，“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没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杨秀珠归案可能还遥遥无期。”

　　11月16日，在北京首都机场，“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走下飞机回国自首。当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追逃办密切协作，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这是第3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攥拳—出击：追逃追赃的强大合力来自哪里

　　“在杨秀珠的案子中，中国全程协助，向美方提供杨秀珠在中国犯罪的证据，这很关键。”就杨秀珠主动回国自首，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反腐问题专家魏德安接受媒体采访时，充分肯定了我国为推动此案所做的工作。

　　魏德安教授此言并非客套。纵观杨秀珠案件的进程，正是依靠中国提供的扎实证据，美国政府的律师才能有效地证明杨秀珠寻求避难的理由是虚假的，为美方遣返杨秀珠扫清了路障。而这正是促使杨秀珠放弃难民申请，主动回国自首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在杨秀珠潜逃多年之后，我们依然还能找出关键证据，并得到向来以标准严苛著称的美国的认可？中央追逃办同志讲述的一个关键证据的发现和固定过程，揭开了问题的答案。

　　为推进杨秀珠案，2014年以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中央追逃办在北京、杭州和纽约召开了200余次协调会和推进会。2015年在浙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追逃办根据浙江省检察院提供的资料，敏锐地发现一笔转至美国的赃款可以成为有力证据，并要求浙江省追逃办组织核查。然而，要查清这笔赃款是怎么转出去的，并不容易。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是这笔赃款经多家银行分多笔转出，进行核查需要一家家调查取证。由于时间久远，有的经办网点已经变迁，找到原始账目并查清这笔赃款的转账信息，无异于大海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