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封土、陪葬少体现节葬要求
马永嬴告诉记者，汉文帝霸陵和西汉其他帝王陵差异最大的就是它依山建陵，没有封土，而其他的西汉帝王陵基本都有一个高大的封土堆，霸陵只是依山而建，“对于陵墓中的陪葬品，我们并非全面发掘，目前其他西汉帝王陵中的陪葬品也没有进行完整挖掘，所以不好类比。但出土的大量陪葬品是陶制品，与汉阳陵出土的文物比较相似。”
“整个考古发掘中，大墓的外藏坑大量出土了‘着衣式’陶俑，形态与汉景帝阳陵外藏坑出土的着衣陶俑非常相似。西汉有严格的丧葬制度，‘着衣式’俑属于陪葬俑中规格最高的，一般专为皇室送葬;此外，我们在大墓西南角的一个外藏坑内还发现了戴有刑具的陶俑，有的脖子上戴着铁箍，有的脚腕上戴着铁箍，结合附近发现的青铜印章刻有‘中司空印’字样，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批刑徒俑。”马永嬴告诉记者，这些外藏坑当时已被盗得很厉害，进行发掘时他原本不抱希望，结果挖下去之后，大量的陶俑还在那儿处于原始状态，没有被盗墓贼盗扰，“我见到后当然很兴奋，非常兴奋。”
马永嬴介绍，从目前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成果来看，墓葬体现了文帝生前要求节葬的要求。“首先墓葬确实没有封土，西汉帝王陵的封土土方量非常大。据测算，西汉一些帝王陵的封土土方量能达到30多万立方米，古代没有工程机械，全部是手工劳动，这是相当耗时耗力的。外藏坑是西汉皇帝皇后埋陪葬品的主要形式，这些外藏坑从我们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陪葬的东西确实不多，基本除了陶俑之外，就是陶器，即便有少量铜铁制品，都是很小的东西，没有特别值钱的东西。开句玩笑话，有媒体让我介绍一个能代表霸陵具有观赏性、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的文物，但我在霸陵中都找不出来。”
马永嬴说，外藏坑原先叫外藏椁，陪葬品大部分都在外藏椁的大木箱子里面，但关中地区不像南方地下比较潮湿，有机质的文物能够保存下来，而是一个半干半湿的状态，所以木器、漆器、丝绸制品等有机质文物经过2000多年都腐朽了，因此原先的大木箱子早已没有了，外藏椁也就成了外藏坑。
“当务之急是做好霸陵保护”
马永嬴表示，这次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很大，首先“文景之治”是西汉从汉初到中期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整个国家的管理制度，包括治国的理念、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都有变化，相应地，西汉帝陵的制度也开始发展。而汉文帝霸陵正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环节，“以前我们搞不清霸陵在哪，还长期认为是在凤凰嘴，包括陵园形制整个不也清楚，这对学术研究是一个缺憾;借着这次考古工作，我们把陵区、陵园、外藏坑的形制搞清楚了，弥补了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
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并未结束。马永嬴说：“未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外藏坑的发掘，另外，既然公布了霸陵即江村大墓，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霸陵的保护，不能再让它受到破坏和盗扰，这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介绍，江村大墓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北距“汉文帝霸陵”(即凤凰嘴)约2100米、东距窦皇后陵800米，为霸陵陵区范围内的重要墓葬遗存。自2017年至今通过考古勘探发现江村大墓的“石围界”、霸陵外陵园墙和建筑遗址、陶窑等，发掘江村北陶窑遗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栗家村汉墓等，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取得丰硕成果。
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
而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则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武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