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官员:敢说话好评论是黄奇帆直率的外在表现(3)

　　2010年，重庆花了6个多月时间，先征得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然后把沿线各国海关、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分别请到重庆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打通了这条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却中断至今的铁路大通道，而运行在这条铁路专线上的列车则被命名为“渝新欧专列”。

　　“由于物流成本过高，这种模式对远离沿海的重庆来说根本没法复制。”杨庆育说，“后来我们分析，如果能够把水平式的布局变成一种垂直式的布局，就可以减少物流成本，弥补重庆作为内陆城市的劣势。”

　　重庆市政府一位当年参与此事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理说，这属于国与国打交道，而外交方面的权力归中央政府所有，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能这样做吗？

　　“学者是终生的”

　　“电子脑壳”、“黄大嘴”、“重庆CEO”、“金融市长”、“学者官员”，甚至“房地产敌人”……黄奇帆在重庆攒下了众多“头衔”，与之相伴的是重庆近几年异军突起的经济发展。从2013年到2015年，重庆GDP增速“三连冠”领跑全国，作为经济操盘手的黄奇帆也备受瞩目。

　　上世纪90年代前期，黄奇帆调倒浦东搞开发，担任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或许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改革者。

　　杨庆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布局笔电产业到离岸结算，再到开通“渝新欧专列”、申请一类口岸和保税区，事先并没有一份蓝图。他们就是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断深入，不断推进。

　　原本半个小时的会面，后来延长到三个半小时。郭台铭对黄奇帆的设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会谈中他把富士康的4个副总裁、10个部门经理也叫了进来，一起听这位重庆市长的生意经。

　　他认为，应该让一大批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上市，大企业到A股去上市，中小微企业到转板、三板去上市，然后改变融资市场的力量对比，倒逼利息下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2015年11月，《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一组专题报道《解码“重庆速度”》，其中专门用一篇报道来解释：黄奇帆的市长逻辑。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黄奇帆平时很注重与经济学家的交流。他当市长后，重庆每年都会举办“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邀请各国的经济学家建言献策。

　　采访中，很多熟悉黄奇帆的人都表示，他的学习能力超强。一位接近他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已63岁的黄奇帆，仍坚持学习，“他那种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赶不上”。

　　1998年他在担任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期间，主导了资本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净壳”收购案——上海房地产集团收购嘉丰股份。他的资本运作天赋，在这场上海本地股的重组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最复杂、最具有挑战性的收购模式，后来很快被奉为资本市场的经典。 

　　国际上曾将这一原理运用于全球的碳汇交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黄奇帆则根据科斯定理，在重庆创造性地发明了“地票”制度。

　　谈重庆的经济，就不能不提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多年后，黄奇帆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回忆，“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浦东视察的时候，我有幸陪在他旁边，直接聆听他南巡讲话中很多重要指示”，“当年老人家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改革，是针对着现实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改革的重点就在哪里。”

　　2001年10月对黄奇帆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沿长江溯流而上，到重庆出任副市长，并在一年后被提拔为常务副市长，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

　　通过产业集群，重庆解决了零部件、原材料“进”的问题，但笔电产业“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整机通过传统的海运，需要先到广州，再经马六甲海峡运往欧洲，不仅运费高，而且时间长，差不多要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时间。

　　同时，笔电产业每年可以为重庆提供超过5000亿的工业产值，成为重庆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发动机。

　　这三句话实际上是今年2月黄奇帆在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说的一段话：金融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

　　高官股评员

　　但跨国销售结算属于离岸金融结算，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任何银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于是，重庆找国家外汇管理局协商，后者最终同意他们在企业内部搞试点。

　　事实上，从重庆到欧洲有现成的铁路。不过，由于沿线有六七个国家，铁路运输的时刻表、价格不统一，再加上经过每个国家都要进关、出关，关检成本过高，所以几乎没有人走这条线。但就是这样一条被大家忽视的铁路线，突然被重庆发现了。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除了看书、纸质资料外，黄奇帆还很喜欢通过手机微信学习，“他有一个朋友圈，常发一些信息、资料给他，他一有空就会拿出手机看，车上、会议间隙甚至是上厕所。”

　　惠普答应落户重庆后，黄奇帆马不停蹄又赶往台湾的富士康。一见面，他就对郭台铭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但你要把零部件制造基地，带到重庆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重庆决定将笔电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当时笔电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个内陆山城连一台笔记本电脑都不能生产，它该如何起步？

　　经济学家科斯曾发明过一个科斯定理，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认为，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的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的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

　　迄今，重庆离岸结算的资金已超过2000亿美元，每年给政府带来了几十亿的收入。有了这项业务后，重庆不仅成为惠普在亚太的结算中心，而且结束了中国内地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每次股市下跌，黄奇帆之前的股评就会在股民中流传。比如，2015年7月末，一篇题为《黄奇帆：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的文章在互联网中被广泛传播。

　　提到黄奇帆，几乎所有的受访者给出的第一评价都是“懂经济”。无论是早年在上海操盘本地股重组，创造性地推出“净壳”概念，还是后来在重庆布局“笔电产业”、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无不显示出他对金融、产经理论的熟悉。

　　黄奇帆早年在上海曾在市体改委任职，是中国最早接触资本市场的官员之一，对股市熟悉在情理之中。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位省部级高官公开评论金融行业及管理层的做法，在中国官场也实属罕见。

　　黄奇帆本人也很偏爱学者这个角色。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市长只是个职务，而学者是终生的。” 

　　按照这一制度，农民进城后把农村建设性用地转化为耕地，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在这个过程中，既保护耕地，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又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进城农民工转户进城提供了原始积累。

　　2015年6月3日，出席重庆市金融办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时，黄奇帆批评说，“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大家说了多少年，越说越难越贵，变成了一个痼疾。原因是文不对题，没有针对性，与虎谋皮。这些环节，你叫他们减少利息，不可能，所以说来说去，总解决不了。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是什么？就是资本市场。”

　　市长的生意经

　　问题解决者

　　对这一成绩，黄奇帆本人似乎并不看重。他在今年8月刚刚举行的亚布力峰会上说，“经济增长快还只是一个次要的目标”。相比之下，他更在意经济结构的趋好。因为这可以推动重庆经济总体上持续稳定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