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是重大技术创新很多，而一项重大创新往往会催生一系列的微创新，然后形成一个崭新的行业，大量雇用员工。让那些从效率不断提升的农业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得到工资更高的工作。 原因之三： 原因之五： 事实上，自动化技术让美国制造业释放出来的较高工资的劳动力，都被较低工资的服务业吸收了。这样，中位工资和人均GDP是难以增长的。当然，还有来自全球低工资地区对制造业工作的竞争，更是让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上升受到局限。因此，自动化能创造小部分高工资工作，而大部分人则可能更差，贫富悬殊也更大。 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后发国家，其增长动力主要是消化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所积累的创新成就。但发展中国家的微创新虽然活跃，重大技术创新成就却仍然很少。这个消化过程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以进一步提升世界经济大饼，但终将会完结。 所谓产消合一（Prosumer），即“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身份合二为一者。他们自产自销或彼此交换，这种行为有价值、但不产生有记录的GDP。农耕社会以及更古老的采猎社会，这样“产”“消”合一的情况很普遍，“以物易物”贸易也有悠久的历史。但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精细的社会分工、繁重的日常工作，以及越来越便宜的产品，让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角色有了比较明确的界限，于是“产”“消”两旺，GDP也就唰唰往上升了。 如果信息技术在过去若干年并未显著提升人均GDP和“中位工资数”，那么指望人工智能未来会显著提升生活水平，显然是不靠谱的预测。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比特世界的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转化为人均GDP的增长呢？ 在新信息和电子技术基础上推出的新产品，往往是用更好更新的产品取代一些旧产品，甚至以一个更好的产品取代多个旧产品。以智能手机为例，现在的一部手机，包含了原来的功能手机、PC、照相机、录音机、音乐播放机、计算器、文字扫描机等一系列硬件产品，以及大量的软件产品。当智能手机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大卖的时候，那些不久前还门庭若市的电子产品，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这对整体经济增量效果不大，甚至可能出现市场净减小效果。 以制造业来说，自动化就是让机器都由计算机控制，从而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精准，因此操作机器的人也越来越少。机器人的发展会让工业自动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从一个工厂来说，这个过程是在显著提升生产效率的。如果从工厂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被推向社会之后，能够很快转向其他工资相当或更高的行业，那么人均GDP就会持续上升。 虽然工作赚钱的时间逐渐缩短，但最近几十年信息量和使用方式的增长实在太快了，已经让它的使用者目不暇接，时间严重碎片化。网上各种免费的娱乐铺天盖地，一些有闲、有能力、有热心的人还要忙着去为各种平台和公司做“义工”，因此人们购买更多的比特产品的需求也受到挤压，时间和注意力稀缺都是信息产品购买和消费的瓶颈。 另外，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自然人口规模增长很小，甚至在收缩，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人口增长基本上来自移民。人口规模就是消费者规模，在发达国家也已经基本饱和了。这与工业革命时期总人口规模迅速增长、也即总消费规模迅速增长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但现在社会似乎有回归自产自销和交换贸易的趋势。产生这种回归有多种原因，一是很多人的上班时间缩短而闲暇时间增加，加上工具和原材料很便宜，于是自己就把家里很多修修补补的事情给做了，有些人甚至自己翻修和加盖房子，这对个人和家庭的价值很大，但并不产生正式可统计的“GDP”。 过去几十年，美国等信息技术先发国家的数据显示，信息技术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显著提升人均GDP，而是留下了一个生产率增长但收入不长的所谓“生产率悖论”。欧美等国已经进入一个人均GDP净增长很小的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在1987年就曾预言：计算机虽然到处可见，但这不会显著提升总体生产效率。《大停滞》一书的作者考恩，研究了刨去通货膨胀后的“中位收入数”，也发现美国自1973年以来普通人收入停滞不前。 原因之一：“自动化陷阱” 还有，经济要发展，重大创新和微创新都是必要的。重大创新不仅可以创造一个产品，还可能创造一批新物种和一个新行业，而微创新可以让产品更为个性化、更好用，也更便宜，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然而，缺乏重大科技创新引领的社会，微创新所带来的价值终究会越来越小。例如，给产品增加花色算微创新，一种产品只有一种颜色是乏味的，因此增加几个花色也许会扩大顾客群体。但每一款产品都弄几十个、几百个花色，这样的“创新”经济意义很小。 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的确创造了很多崭新的、可以创造GDP的比特产品，如电子游戏等。但在创新蓬勃的比特世界，我们也看见了一个坚硬的天花板：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天只有24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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