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与共青城赛龙一脉同源的深圳赛龙前员工徐某回忆，2011年左右，深圳赛龙获得摩托罗拉的订单，由此走上其发展“巅峰”。该员工称，摩托罗拉要求其供应商有自己的生产工厂，从而完成从整机设计到手机生产一条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赛龙才开始在共青城设厂。 在徐姓员工的记忆中，2012年底，就感受到公司可能面临困境，“2013年过年时，公司没有发过节费”。 失去了摩托罗拉这个客户的深圳赛龙，规模已经扩大了。2013年上半年，新的订单无法填补失去最大客户的损失。“2013年6月左右，公司开始少发薪水，”徐姓员工对记者称，“公司发邮件给我们，通知先发二分之一的，之后又降低到三分之一。” 2013年上半年，深圳赛龙做了一系列自主研发，到5、6月份的时候，超薄机项目获得成功，也获得了订单。“但当时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有订单，但是已经买不起生产材料。”一位当时在流通部门工作的员工介绍。 “当时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不相信公司会死，并由人力部门出具了欠薪证明，承诺有效期至上述欠薪发放为止。”徐姓员工称，代小权一直说现在没有钱，但是会找到钱恢复生产，能够翻身。 疑被银行抽贷数亿元 突失大客户后，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 据代小权代理律师谢民介绍，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机构以赛龙公司订单缩减为由突然收紧贷款，共抽减“赛龙系公司”5亿人民币贷款。 据代小权方面描述，2013年12月，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系主任詹政，调任共青城任副市长。詹政找到了代小权，以赛龙曾向“政府”（即财投公司）举债为理由，停供赛龙在当地的银行贷款。 2015年的一份《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领导分工的通知》显示，詹政的职责是：协助市长负责金融、保险和私募基金工作；分管金融办；联系驻市各金融机构以及保险机构。 对此，詹政进行了否认，共青城市政府也否认主动抽贷。“共青城赛龙2012年起摩托罗拉的订单骤降，其很多银行贷款都是用信用证或订单做抵押，故银行缩减其贷款规模。”当地政府称。 11月2日，新京报记者探访财投公司，试图寻找背后的真实原因。探访发现，财投公司位于共青城市财政局三楼，三个办公室，数十名员工。 财投公司主要靠发行地方债融资。其中在2016年发行债券8亿元。作为共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经营的主要实体，财投公司主要职责是对共青城市内土地进行开发和投资。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财投公司已经对外投资了14家企业，并曾借款给多家公司进行资金周转。因贷款未及时归还，财投公司还曾将共青唐人服饰有限公司、江西省摩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这家实为政府融资平台的“财投公司”曾给了赛龙大量的借款。在赛龙遭遇经营危机的时候，共青城市政府担忧这笔钱无法顺利收回。 在对媒体的回应中，共青城市政府对此并不讳言，表示，由于赛龙公司欠下了大量贷款和政府融资平台（即财投公司）的借款，生产经营又异常，政府担心企业破产倒闭后，贷款和借款没有着落，才被迫介入企业重组。 在赛龙被“抽贷”之际，全国性的地方债清理方案正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地方融资平台大举清理的背景下，地方再融资渠道也随之收紧。 银行减少贷款后，直接导致了赛龙公司的困局，其老厂房自2013年10月停产，新厂房停建。“当时，我们突然得知消息，赛龙公司被断贷了，此后我们再也收不到工程款。”据胡姓债权人表示。 贷款一停，当时前后9亿人民币的海外订单无法完成，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原材料瘫痪在厂房，资金链瞬间断裂。 对于银行缩减贷款原因，共青城市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还进一步向媒体透露，赛龙依托摩托罗拉订单，2012年摩托罗拉订单大幅减少。共青城赛龙有一笔3000万元银行贷款到期，需要过桥资金。当时银行答应通过过桥资金继续放贷给共青城赛龙，共青城赛龙找到一家金融中介高息借款3000万元，结果还贷之后，银行收紧了信贷，其他银行得知此事后，也收紧了贷款。 “当时，代小权公司的过桥贷款是由我们公司提供的，不过不是高息，年化利息不到10%。”前述金融机构负责人周先生向新京报记者出示了代小权的还款协议，这笔过桥贷款由当地银行介绍，其本人因此与代小权认识，整体感觉代小权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如果不是詹政等政府官员在其中打压，我的3000万，代小权早就还上了。”其称。 被指欠债7.36亿，当地政府否认搞垮赛龙 在最初对“赛龙之死”的报道中，共青城前副市长詹政还被代小权方面指控：曾在赛龙面临重要重组的过程中，向赛龙方面索要股权。 对此指控，共青城市政府和詹政本人方面都予以否认。 就在“赛龙之死”被报道并不断发酵的第二天，共青城市政府通过微博回应。该微博称，共青城赛龙已停产4年，截至目前，“仅在江西省内负债就达7.36亿元”。以此反驳外界关于政府“搞垮”赛龙的说法。 共青城市政府在这则澄清微博中披露了“审计报告”称，经审计，共青城赛龙2010年9月正式投产，从2010年到2013年，公司实现主营收入为42.23亿元，净利润累计亏损3.07亿元。“赛龙公司严重资不抵债、资产负债率超过200%。” 詹政本人通过多家媒体回应称，赛龙公司四年前就已经是“僵尸企业”，不仅如此，赛龙的投资属于“空手套白狼”。新京报记者试图联系詹政，但其电话多次拨打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此外，新京报记者将诸多问题整理成采访函，致函共青城市宣传部，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共青城市政府和詹政本人的说法同样无法得到证实。在对深圳赛龙员工的采访中，深圳赛龙方面多位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2013年共青城赛龙并未停产，而是仍然正常维持。“2014年，我去过共青城赛龙，帮过公司出过货。我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赛龙出货是2015年初。”一位深圳赛龙前管理人员称。 不过，在媒体随后对此事的调查中，共青城赛龙被发现在2013年10月前已出现债务问题，当时资金链或已断裂。据统计，共青城赛龙具有246条风险信息。 出租车司机查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赛龙倒闭后，其妹妹等全部失业，被迫外出务工或返回乡下务农，其出租车收入也有所减少。 “目前赛龙还欠我们近千万，公司才是最惨的，三位大股东把全部身家性命压在了工程上。”为了保护建成的员工宿舍，胡姓债权人一个人留守，并在宿舍前开辟了一块菜园。 ■ 延展 重组屡败 疑云待解 政府债权不受损失是当地考虑重组方案时关注重点 在赛龙员工眼中，正是共青城赛龙拖垮了深圳赛龙。据共青城官方给出的说明，共青城赛龙最多时有工人3000名。 新京报记者从共青城官方获得一份说明材料称，共青城赛龙投产后仅从事手机SMT贴片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个说法遭到曾在深圳赛龙负责手机生产的王姓员工的驳斥。 “我去过多次共青城赛龙，当时共青城赛龙负责手机加工，包括最终出货，并不仅仅是贴片。” 共青城市前副市长詹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代小权拿的订单都是亏损的，比如别人报价30美元，他报价15美元。 多位赛龙员工则对此进行了反驳，徐姓员工称，通过摩托的订单，已经证明公司的品质和能力，就算利润薄一点，也不是亏损。 一名在采购部门工作的员工称，部分订单都是对方公司先交定金，公司再发货的，“如果对方不信任你，怎么会先交定金”。 对于共青城市政府所说的共青城赛龙2013年10月就停产，王姓员工也不同意：“2014年，我去过共青城赛龙，帮过公司出过货。我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赛龙出货是2015年初。” 在深圳赛龙的前员工眼中，台湾信亿的重组是他们知道的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共青城市提供的说明材料称，2013年10月到2014年9月，赛龙陷入困境后，引入了台湾信亿科技进行自救，由台湾信亿向赛龙公司提供运营资金及原材料采购款，台湾信亿收取一定的报酬及资金占用费。 徐姓员工称，台湾信亿2013年10月参与重组后，把之前公司拖欠员工的薪水都发了，“这意味着2013年10月之前离开的员工，薪水都结清了，但之后留下的，则在重组失败后继续拖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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