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施暴者”的救赎(3)

　　陈敏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施暴人否认自己是施暴人，然而在团辅活动中，他们能从别人身上辨认出这种行为，“团体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当团体成员发现其他人在对待生活中的压力和两性关系中都遇到过类似的挫折时，他们就会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能在这样的团体中得到心理慰藉和支持。”陈敏说。

　　其中，社会性别与法律研究专家陈敏写的《呐喊：中国女性反家庭暴力报告》一书，对贺伟帮助很大。

　　最终在一次争吵中动了手，妻子的腿受了伤，他们决定寻求帮助。

　　当然，他也存着小小的私心。他想等儿子长大后告诉他，你的父亲已经是白丝带的志愿者了，不再是那个打老婆的混蛋了。

施暴者通过爬山、参加公益活动等方式，释放压力。 受访者供图

　　贺伟第一次对她动手也跟钱有关。

　　贺伟消除了顾虑，他说，对方并没有把他当成“坏人”，没有看不起或是指责他，而是给予了他充分的尊重，他们一直在“平等地对话”。

　　65岁的陶勑恒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之一。近年来，他也参加到对男性施暴者的心理帮扶中来。

　　顾媛出生河北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她的父亲退休前在政府任职，在小县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陈敏曾应邀去大学里做关于家庭暴力的讲座，她本以为女生会更关注这个话题，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围上来的基本上全是男生。

　　“只有改变了施暴者自身的认知，才有可能使暴力行为得到矫正。”陶勑恒说。

　　2012年8月10日，北京，反家暴志愿者在街头高举“家暴零容忍”横幅。图/视觉中国

　　等到父亲过了提拔的年龄，性情反而变得温和起来，“可能彻底断了念想了吧”，顾媛说。

　　在那段四年的婚姻里，他潜意识里把妻子当作从属于自己的一件物品，“没有把她当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

　　贺伟想起了小时候，他和爷爷奶奶一起在农村生活。爷爷脾气暴躁，发起火来会一路揪着奶奶，把她的头按到河水里去。他的二姑很大年龄还没出嫁，爷爷时不时用难听的话辱骂姑姑，家里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反抗。

　　张智慧介绍，在反家暴法征求意见阶段，白丝带曾经提出过，希望将对施暴者强制辅导的内容写进法条里，但并没有被采纳，“一切还都在探索阶段。”

　　还有一位施暴者40出头，身材魁梧。村委会的人说，此人平时是村中一霸，喜欢打人，第一任妻子就是被他打跑的。陶勑恒回忆起，这个人见到咨询师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们都有点害怕”。可没想到，咨询活动结束后，这个人在村里到处宣传，男人不能打老婆。

　　平等的对话

　　母亲哭，顾媛也哭。但当父亲举着铲子在她们面前站定，怒喝“我看谁敢再哭”时，她们都哑了声音。顾媛说，她第一次想到了死。

　　但针对施暴者一次完整的团辅需要至少20次，每周一次，这意味着贺伟要至少20次从老家往返北京，即使时间上能安排，路费也要超过一万元。

　　“60%-70%的施暴人童年时曾挨过打，或目睹过父母或他人之间的暴力行为。”陈敏解释，施暴者养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习得，即下一代通过模仿父辈的行为模式，习得暴力倾向。“在这种充满暴力的生活环境中，人会渐渐对暴力习以为常，并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用拳头解决问题。”

　　3月1日,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此后，家暴不再是“家务事”,而是国家、社会都要管的“公务事”。

　　十年前，他在北京、河南两地参与对家暴施暴者的心理咨询活动，人几乎都是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强行带来的。一位施暴者来时穿着邋遢，而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件白衬衫，带着妻子拍了张照片，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张合影。

　　顾媛回忆起，在她上高中时，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当时父亲正在一个边缘科室担任副职，母亲告诉她，父亲很想再进一步，但苦于没有门路。也就是那段时间，“父亲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爆。”